顾真的藏书癖好一不砸钱，二不计算投资报酬，只凭着趣味与知识打底，一本一本地收。

顾真出书，邀我第一时间读稿，顺手写几句读后感。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及至铺开校样，一页页翻下去，那种既熟悉也陌生的感觉时时在纸面晕开，我才意识到，下笔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熟悉是不言而喻的。说一句“我是看着顾真长大的”固然是从俗卖老，却也大致符合事实。顾真有温水一般的性情，慢小半拍的反应，以及对未来的不置可否。那年，我把最难的稿子——奥登的《战地行纪》交到他手上。过了一个月，他默默地还回来，用铅笔写了数十条修改意见，分寸拿捏得准确而得体，每一条都讲到了点子上。这就好比做一门手艺，我本来是因为虚长了几岁占了师长的名分，不经意间掂掂分量，学生居然早已无师自通——那种仿佛占了什么便宜的窃喜，至今历历在目。

由徒有虚名的“师生”到朝夕相处的同事，顾真一直都是最让我放心的那种人。我一直没有告诉他的是，当初让我一眼看中的，是他与生俱来的那点儿与时代稍稍隔膜却并非隔绝的气质。他坐得住，慢热之后也聊得开，更善于倾听。好几位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维持了大半个世纪关系的“宝藏老人”，都跟他成了忘年交。以他的年纪，能稳稳地接住旧传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书会说话》的书稿，就给了我这样一个纠正“熟视无睹”的机会。我向来知道顾真能编善译，也时常躲在“迤逦鸦”之类的风雅笔名之后，写一点隽永好读的散文小品。然而，于无声处，他已经攒足了厚厚一本，这却是我始料未及的。他的文章大致写文人书话，用慢了小半拍的节奏娓娓道来，很像与他平日聊天的口吻。但是此番细细读来，我对潜伏在这些平易温润的文字深处的结构，有了更清晰完整的印象。好比第一篇写戴斯蒙·麦卡锡的，以伍尔夫的讥诮质问开头，将“麦卡锡天赋异禀何以一无是处”作为贯彻全文的悬念，一笔一笔将这个人物勾勒完整。他的引用与叙述融汇交织，作者的态度几近于无，你得使劲辨别才能听见轻轻的喟叹，也就一两声而已。如此种种，倒是真有几分十九世纪英美散文的韵致。

《书会说话》里有相当一部分篇什，是从书里的世界跳脱出来，将视线凝聚在书这种物质的本身。平日在电梯里撞上顾真，他十次有八次揣着新到的快递。看他的神情，若用鲁迅那句“仿佛抱着十世单传的婴儿”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每每此时，我就知道他又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淘来了某本旧书的好版本。顾真家里当然没有矿，因此他的藏书癖好一不靠砸钱，二没有投资报酬的计算，只凭着趣味与知识打底，一本一本地收，一点一点地把旧时光搬运过来。这份“得其所哉”的笃定，注入他笔下的一段段“藏书记趣”——讲那些插图的掌故，旧书店里的好导游，书痴的可爱情状。随手翻到哪一页，跟着他走上一段，都颇有祛烦降躁的功效。在我看来，这“慢了小半拍”的独特节奏，正是整部书的魂魄所系，也是书“会说话”的真正原因。（黄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