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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英语怎么读”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英语怎么读父亲走了，留下满墙的晚年心事

4月16日，山西代县，有人在院子里看张福青晚年写在墙上的字。 　　4月17日，山西代县，一位年轻记者在坐满老人的照壁下采访。 4月17日，山西代县，父亲去世后，张宏英在老家的院子里陪伴母亲。 4月16日，山西代县，张福青晚年写在红砖上的字。 4月16日，山西代县，帅秀平在院子里看张福青晚年写在墙上的字。 4月16日，山西代县，张福青院子里的两棵杏树，杏花快落净了，新芽长出来。 4月17日，山西代县，张宏刚坐在炕边看父亲59年前写的日记。 4月18日，山西代县，杜中秀坐在写满文字的门窗边睡着了。 　　20岁时，张福青有一个当知识分子的梦，但后来当了一辈子农民。 　　这个春天，他过世了。两个儿子为他办完葬礼一周后，他们家百年祖宅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天南地北的记者和网友涌来，带着相机、摄像机、无人机、纸笔和好奇。 　　有人坐火车或乘飞机赶来，有人被村干部、镇领导带着寻来，有人从中国西部的新疆喀什而来，还有人带着孩子前来，再后来连县长也被惊动了。一些正忙于春耕的同村农民，不得不两脚带泥地归来受访。一位记者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中国至少有1亿人知道他。” 　　这个生于1947年的老人，大概从未想到过自己会以如此的方式被世人所知――他把生平和心事，写满院落，小到给杏树剪枝，大到关心宇宙。他的字，长在红砖白墙木门窗上，有的跑进猪圈和厕所，连房梁、地基、电线插头上都是。 　　但在他晚年的绝大多数日子里，这个院子都有点儿孤单。 　　院子 　　在山西省代县上高陵村的这个院子里，晚年只有张福青与妻子杜中秀，相依相偎。 　　两个儿子在外闯荡，无暇顾及，逢年过节回来团聚。祖宅有房8间，7间都空着，只有西房住着两位老人。多数时候，妻子杜中秀在炕上坐着或躺着。她患有精神分裂症、糖尿病，终生服药，由张福青照顾。 　　被疾病找来的过程，张福青也记在砖上：“我俩于2008年得精神病、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 　　每天早晨，村中小超市的老板娘都会看见张福青提着桶，来店前打净化水，通常只打一元钱的水，占水桶的三分之一，多了他提不动。一日三餐也很简单，老板娘知道，平日里他只买挂面和鸡蛋。 　　大概是为了避免遗忘，张福青把二人每日需吃的药用笔写在纸上，贴于门柱。那张纸，已被日复一日的油烟熏成棕黄色。 　　院子里陪伴他的，除了不常说话的妻子，还有他常在墙上念叨的中药“红姑娘”，以及两棵白水杏树。晴天，站在屋檐下，抬头能望见远处的五台山。妻子服药后，常昏昏欲睡。这个安静的院子就变得更加安静了。 　　张福青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的院子里度过的。 　　小超市老板娘最后一次见他，是3月26日，春分后第六日，杏树尚未开花。 　　这天，张福青出现时没拿水桶，找她帮忙。她33岁，是村中罕见的年轻人。这一次来找她缴费或换钱，她记不清了，但她清晰地记得，那天老人走上店前的六级台阶，已有些困难，身体在发抖。 　　78岁的张福青得了重感冒。 　　大儿子张宏刚定居鄂尔多斯，已是五口之家，次子张宏英漂在北京海淀，尚未婚配。两个儿子距家400余公里。得知父亲重感冒后，张宏刚给父亲转了2000元，让他去看病。 　　72岁的晚年好友韩保仓，开着小汽车，带他到镇里输液治疗。输完液第二天，他的病情更重了，已无力起床。韩保仓又拉着他到繁峙县里的医院，后来又转院到太原，“人家说肝肾衰竭”。 　　大儿子张宏刚连夜赶到太原，张福青抬起头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3月27日凌晨，已很难抢救，救护车就送他回了家。天亮后，张福青走了。 　　小儿子张宏英连夜从北京回来，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一走进院子，就看见多年来他刻意躲避的东西――寿材。父亲6年前就已备下。 　　葬礼 　　原本，这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人的葬礼。 　　3月31日，正驾车环游中国的摄影师蔡山海途经上高陵村时，被这场葬礼的锣鼓声吸引，便进院拍摄。打算离开时，瞅见院门的木板上写着两行毛笔字： 　　“新疆喀什市到2026年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物流十万亩市场，77岁的我张福青将能去看看吗？”落款处写着：2023年6月23日书。 　　扭头，蔡山海见正对院门的照壁上另写着4行小字，仔细一看，这个老人竟在墙上发问：“宇宙有多大呀？……坐飞机到太阳飞20年才能到……” 　　那一瞬间，蔡山海被这些书写于木板、红砖上的文字击中了。他才发现，院子里到处都“长”满文字。起初踏进来时，他竟未留意。 　　在照壁北侧的墙上，有一行诗一般的小字：杏花落/果成后剪果/距离四至五寸远/果大甜。 　　东房的墙和窗上也快写满了，其中有这样一句：“我71岁老啦用老人手机不会交费。欠费前电业局提前用信息通知。” 　　在正房的外墙上，还记录着：“2018年9月27日，从大门口买下两个人寿材共支4600元〈一支材2300元〉。”这行字下，此刻，正堆放着几袋崭新的元宝纸钱。 　　蔡山海将这些文字拍下来，发在网络上。他不承想，这些图片旋即在网上激荡起无数的涟漪。 　　有震撼，有惊叹，有感动，也有眼泪。从那些红墙墨字里，有人看见角落生长着一个孤独而浪漫的灵魂；有人看见一个热爱生活、向往世界的老头；有人看见“物是人非”一词的展开；有人想起自己沉默寡言的爷爷、奶奶，和遥远的故乡。 　　许多人都想到史铁生和他的那句名言：“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 　　很多年轻人好奇，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老人，会将他的思绪与日常，寄予笔下，书满庭院？ 　　归来细读这些文字，蔡山海也萌生出巨大的好奇。4月8日，当他再次来到这个院子时，院里的杏花开得正盛，满树粉红。 　　网络上的爆火与接踵而至的记者，让尚未从悲伤中走出的两个儿子也出乎意料。 　　实际上，在此之前，他们从未认真读过父亲写在院中的文字，父亲过世后，他们才开始仔细打量它们。 　　张宏刚发现，院子里最早的文字，大概写于1996年，是一则关于卖瓜的趣事。那时，张福青虚岁已过50岁。日后，用于书写的工具有粉笔、铅笔、钢笔，多数时候是毛笔，字或楷，或行，或草，而木头、砖块、水泥、门窗、布袋、铁皮，尽是他的纸。 　　离世前的28年里，这个农民断断续续在院子里悄然写下两万余字，俨然一本红砖砌成的小书。 　　一些粉笔写下的，经过风吹雨淋，已看不清；一些毛笔写下的，墨痕也淡了，或随墙皮剥落。小儿子张宏英发现，父亲大概是想保存得久些，在一些字表涂抹过一层清漆或糨糊。 　　前14年的文字并不多，多与修房有关。 　　更多的文字写于2017年后。那时，他还在修缮祖宅，但关于生病住院、人老体衰的记录多了，有时像是在交代身后事，叮嘱子孙。 　　两个儿子是父亲走后才发现，父亲的遗嘱早已写好，提前放在了寿材里。 　　“……父逝后，更希宏英注重你母的思想波动，不能让她精神病重发！葬父后可找一位服侍她人为伴，或送你们的母亲住养老院，然后请上一位诚实户住我院东房开商店……” 　　落款处写着时间：“二○一八年十一月一日。” 　　从这些文字判断，2018年前后张福青出现了很大的思想变动。张宏刚想起来，2017年岳母在家中去世，第二天才被发现，一句话也没留下。这件事对父亲冲击很大。而后2018年10月，他因心脏问题再度入院，住院10天，并安装了第二个心脏支架。 　　出院后，两位老人开始喝牛奶，并在家门口买下寿材，最后写好遗嘱，放了进去。 　　生命中最后的6年，他更频繁地将琐事记在院子里，包括找村医买速效救心丸、请邻居施肥翻地、何时买春联、何时换单衣等。有些像日记，有些是明显的叮嘱。 　　只是这些文字在他过世前，很少有人正眼看过。 　　韩保仓说，他是张福青晚年最好的朋友，“他性格特别古怪，一般人不和他说话”，他们性格投机，经常来往。他儿时的同学觉得，他个性强，说话直，通常不找他聊天。 　　村中许多人不曾踏进这个院子，或从不知道院里写满文字。韩保仓常去，见过张福青在墙上写字，但从未过问为何要写。村支书来院子里时，也看过这些字，张福青却告诉他“（你）看这没用”。 　　现在，张宏刚、张宏英才觉得，这些字是留给他们看的。 　　在东房白墙上，张福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家史育人》，其中提到：“父逝，希两子写一篇忆父文装入正房东堂正墙。”张宏英印象里，今年春节回家时，这片墙上还是一片空白。 　　于是，安葬父亲后，他们遵从父愿，写下了一篇《忆父文》： 　　“满院都是您有温度的字迹，父母之爱子，为计之深远，让我垂泪滴血……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您，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抱起砖头就没法背您老人家啊。” 　　寻迹 　　关于父亲留下的文字和他的内心世界，张宏刚发现，他还不如自己的同学帅秀平了解得多。 　　4月10日，从外地回到村庄的帅秀平，看见张福青的地里长出一座新坟，问过地边的邻居才知道，是张福青过世了。当他再次踏进张福青的院子，院里的杏花快落净了，枝上生出新芽。因为这座院子能罕见地看到小人书，他从小就觉得这里很神秘。有一次路过，竟发现张福青与自己不谋而合，在种“红姑娘”。 　　这几年，他跟张福青学过如何种好“红姑娘”，也学过写毛笔字。他觉得，张福青身材高大，长得像鲁智深，是“武将的形象，文人的心”。 　　帅秀平还发现这个留守老人的思绪总飞得很远，有时关心千里之外新建的高铁或高速公路，家中藏着各种地图，有时又好奇人类、星球是从哪里来的，人死后会去向何处？ 　　“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坐飞机到太阳飞20年才能到……有星星2000亿颗。” 　　这段写在院子照壁上的字，让无数的网友好奇，是什么样的农村老人会关心宇宙，他孤独吗？在这个处在滹沱河冲积平原上的村庄，其他村民不爱听他聊这些，还会说“这个人得精神病了”，但帅秀平与他在这方小院里探讨过宇宙。 　　“俺两个研究，这个宇宙就是由黑洞产生的。”帅秀平说，“总得有个母体嘛，就跟人生娃娃一样。”帅秀平记得，张福青曾告诉他，人死了，只不过是肉体死了，通过量子纠缠，到了另一个宇宙、平行世界，人重生了。 　　“这种人，就不会孤单。”帅秀平觉得，相反，他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但张福青离世后，他又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朋友和老师了”。 　　摄影师蔡山海离开上高陵村后，决定暂停自己的摄影之旅，回老家。“福青可能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位老人，可能是我们的长辈，又或者是我们未来的模样。” 　　后来，帅秀平在一位卖臭豆腐的村民家中，找到了院子外少见的文字，用红漆写在一张铁皮上――“来一碗臭豆腐”。 　　张宏刚则在父亲逝后的第21日，第一次从家中翻出父亲59年前的日记本，并在父亲的旧书中发现了村中私塾老师给父亲起的字和号――张福青，字文甫，号效鲁。 　　坐在炕边低头捧读日记时，张宏刚不自觉地读出声来。其中最长的一篇写于1966年正月二十四日，足足写了4页麻纸，张福青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学业生涯即将终结。 　　日记里，他提及与父交谈时，父亲说：“你今年好学上四十多天，到五十多天，就得下地劳动，不然就会连全年三口人的食粮也不可能全部地领回。” 　　他在日记中也曾立下志向：“给国家社会办些无穷的有利益的事业，推而至于能为全球谋出幸福那就更好啦！也就达到我平生之志啦！如若不然，虽生犹死，不枉来一世吗？白费国家的米粮吗。还够个知识分子吗！” 　　56天后，他的日记断了，他的知识分子梦也中断在日后艰辛的生活里。 　　此后30年，他那双扶麻纸、捏毛笔的手，不得不拿起锄头、种子。他离开学校，娶妻生子，侍奉双亲，种地养羊。那30年，他没怎么离开村庄，亲友记忆中少有的远行是与同村人骑自行车，去100余公里外的太原卖辣椒。 　　晚年，在《忆妻文》里，张福青回忆起那段困苦日子时写道：“情况逼我下厨，还要下地劳动”“盛夏时（妻子）还得背着小儿宏英去前园采摘半亩田的金针菜”“生活所逼我卖了仅有的五十只绵羊，才渡过了生活难关”。 　　那段日子覆盖着张宏刚的童年与青年。最困难时，他勤工俭学，每日吃馒头、咸菜，但撑过高中后，他也像父亲一样，在无奈中结束学业，被推入生活的泥沼。 　　但他不再如父亲一般，留在村中种地，而是到异乡闯荡，并娶妻生子，在异乡定居下来。张宏刚说：“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他总觉得自己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 　　他也写过日记，只是早已撂笔。“说白了，忙于生活。” 　　张宏刚回望父亲和自己走过的人生路，才理解父亲在日记本中写下的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张宏刚说，他也已为人夫为人父，有3个孩子，最大的19岁正念高三，最小的6岁也在上学，妻子一人照顾，他则忙于挣钱养家。 　　他有时候想，如果这些文字没有意外走红，他们也许会看，但不会像现在这般理解父亲，“也许把这边儿送葬的事儿办好，就走了”。 　　父亲晚年的这些文字，之所以写在墙上，而不是日记本里，张宏刚觉得，是想让他们看到，只是他们以前没留意过。 　　追忆 　　小时候，张宏英问过父亲，写这些干什么？父亲只回他，“长大你就知道了”。 　　如今，再看父亲写在墙上的文字，他有些愧疚。他看见东房的墙上写着《家史育人》，其中一句写着：“两子各奔西东，都相离我俩四百公里多点，我们俩在家养病，由两子供生活费，欢度晚年！”“欢度晚年”这四个字，他感觉在墙上尤为显眼。 　　他常年在北京打工，每隔三四天父亲会来一通电话，但时长通常很短。有时接到父亲的电话张宏英会说：“有事儿咱就说事儿，没多大事儿咱就挂了，我这边儿也得工作”。 　　“（那时）心思不在这上边，都在外边。”张宏英说，他起初在北京干过3年物流，后来干过饭店后厨，父亲都尽量挑他休息的时间来电。 　　父亲辞世后的一天夜里，坐在写满文字的砖墙旁，张宏英觉得那时的自己有些无知。 　　他想象父亲也曾像此刻的他一样，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望星空。小时候，他也喜欢看星星，有时会躺在屋顶看，父亲提醒他，垫个袋子在身下，别看久了。 　　那时，他也曾对星空产生过好奇，等他有机会再次仰望院子上方的星空，父亲已过世，他也即将步入中年。 　　“有时候觉得，我称不上这个字。”他举起手，在漆黑的夜空写了一个字――“孝”。 　　张宏刚是个商人，卖过保健品，开过小超市，如今一边做药材生意，一边摆摊卖旧书。除非家中有事，或逢年过节，他才回来。 　　在张宏刚眼里，父亲儒家思想很重，尤其重孝道，他的话语常是命令式的，每年春节前，就盼儿孙们能回家过年。 　　“商人重利轻别离。”张宏刚说，他也很矛盾，“我们做这个生意，过年最赚钱”。 　　他总是三五年才回家过一次年，为此，他和父亲曾闹意见。后来，他发现，父亲不再命令式地要求他回来，而是拐弯抹角地询问。 　　2024年春节，只有张宏英回家了，待了7天就返京上班去了。 　　张宏刚原本打算过完年回来。“结果又发现商机，我们那边儿有庙会，摆摊卖书半个月，赚了四五千元。”他说自己也没办法，“我是（家里的）发动机，我要带着老弱病残‘走二万五千里长征’”。 　　张宏刚每年会给父亲打两万元生活费，和修院建房的钱。 　　祖屋至少有150年的历史，早已破败不堪，张福青55岁才开始翻新房院。他在院中照壁上写道：“经过16年才建成，用红砖10万块，开支7万余元，已71岁啦！” 　　这也是张宏刚一直不太理解的事。他站在院子里，指着眼前东房说，“这个房我就是反对他（盖），也没少花钱，最少也得三两万。”但父亲执意要建，他就打钱回家。 　　张福青在世时，是家族中辈分最高的人之一，在张宏刚眼里，是“大家长”般的存在，是说一不二的父亲。那时，他对父亲更多的是听从、孝顺，但结婚多年，张宏刚至今仍没有自己买房。 　　“现在这个年代叫我给他（盖房），我不愿意，我有3个小孩儿，负担多重啊。”张宏刚说，人是现实的。 　　但“孝”，是张福青一生所看重并遵循的。他在墙上写：“人生孝为本”“不与不孝人交”“教子女要敬养父母”。他在年轻时，也曾面临赡养父母的问题，最后选择留在村庄。他的侄儿媳妇记得，张福青的父母年迈无法自理时，是张福青与杜中秀二人，在床前掏屎端尿，服侍临终，这事让村中人很敬佩。 　　在晚年忆文里，张福青自称“命硬运乖”，是父亲助他四娶妻室，第一妻离婚，第二妻生下张宏刚后病故，第三妻走失，他一度心灰意冷，无心再续，母亲催他再娶，他才三下四川，觅得第四任妻子杜中秀，生下张宏英。 　　晚年的张福青仍感到遗憾，双亲至死也未能住进他翻新的房院里。 　　现在，这座苦心修缮的院落，将面临不会有后代居住的局面。“他已经盖好这些房，我也不回来。”张宏刚说。 　　村里没什么留得住年轻人的东西，没有好产业，也没有学校，连村中小卖部的生意也越来越差。而张福青的暮年，正好始于二子的成年，也恰好赶上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热潮汹涌的年代。 　　在张宏刚看来，父亲内心深处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来自于他传统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冲突之下人的思想更替。 　　他如今也能感受到，在这方寸之地，父亲时常迫于种种现实，不得不妥协和尝试着理解。他觉得，父亲晚年是有些孤独的，但他又觉得：“这是一种社会现实，没办法，无解。” 　　三侄儿张计平觉得，张福青晚年肯定孤独。“现在农村就是这个情况，儿子都不在，连个拉呱（方言：聊天）的人都没有。” 　　在上高陵村，与张福青年纪相仿的老人，消耗时间的方式多数是选择在村中找个地方坐着。村道边摆着一溜一溜的老旧沙发，天气好时，许多老人坐在上面。 　　张福青也是那些沙发的常客。很多老人都见过他提着唱戏机，在家旁边一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照壁下闲坐，有时捧书前来。 　　年轻人不在村里的日子，老人们常等来推销的年轻人，卖按摩器的骗子也来过。有一次回家，张宏英发现，父亲买了按摩仪器，用了两三次就坏了。一问才知，村里许多老人都买了。 　　现在，张福青的好友韩保仓也时常感到孤独。晚年，他常开车载张福青去取药、看戏、旅游。“他最爱看詹丽华。”韩保仓说，他们约好要到詹丽华的老家转转，但这件事成了遗憾。 　　韩保仓年轻时是一名铁道兵，参与修建过北京二环地铁，如今在京有户有房有儿女。但退休后，他跟妻子回到上高陵村。他的母亲活到100岁后走了，去年妻子也先他辞世。现在，他晚年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挺孤单的。”他醉醺醺地说，但北京城他不想回去，回去“憋得不行”。 　　他72岁，孤身一人住在老家的旧房子里。每晚的饭菜都很简单，一个馒头配一盘红辣椒，有时是黄瓜、西红柿，或鸡蛋，但仍要饮二两酒，喝得浅醉，然后在几近古董的床上睡去。 　　离开 　　每日都会从张福青门前路过的客车司机说，他在这条从山里通往繁峙县城的路上，开了28年客车，坐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前还能指望山里的矿，现在矿也要关停了，更不可能留住年轻人，连老人都越来越少。 　　年轻人不在家的日子，65岁的张计平就成了张福青的求助对象。他写在墙上的文字里，“计平”是出现最频繁的人，有近20次，包括“请计平堵两猪圈门”“贴对联挂灯笼”“修火炉”。 　　张计平也明显感觉到，近些年三叔在衰老、退化。有一次，要浇院地，可他的手指没有力气，叫计平来帮忙接水管、拧铁丝。三四年前，朋友送给张计平一个马桶，他转身送给了三叔。“岁数大了，他需要，（茅坑）蹲下去站不起来。” 　　后来，福青又找到计平说，房前的台阶有些高，下不去，需要手里攥点儿东西，计平就在门前安装了铁扶手。晚年，许多事张福青都渐感无力，毛笔字也不如以前写得好。他在墙上自问自答，“老来难，怎么办？”并逐条写下儿与媳回家省亲之际要为父母做的10件事。 　　他也在墙上感慨自己老了：“我71岁老啦用老人手机不会交费”“我已74岁不能做，有危险”“福青77岁始腿痛”“每年三月份七月份找村青年人给福青、中秀用手机刷脸，各一次，才能领养老款”。 　　他有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里面快记满了使用手机的各种流程，包括启动网、手机支付法、视频通话、清理垃圾、发图片等。 　　很显然，他尝试努力学习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不得不向村中仅有的年轻人求助。 　　他请23岁的大学生发过短信、贴过春联、帮忙连过无线网，他请33岁的小超市老板娘交过话费、刷过人脸认证，他还请住在城里的四侄儿张建平到自动提款机取过钱，有时张建平让36岁的女儿帮忙，以至于连儿子们都不知道的银行卡密码，四侄儿和侄孙女知道。 　　张建平记得，有一次，福青对他说过，“时代变了，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搞不懂了”。 　　他还在一张纸上列下“送杏名单”，其中许多人都曾经帮过他。进入5月，院子里的杏树上已结满青色的果子，也不再有记者和网友频繁造访，院子又安静下来。 　　5月3日，父亲离开的第37天，张宏刚也离开上高陵村，回到了鄂尔多斯。在没有订单和庙会可以做生意的日子里，他就抽空打些零工赚钱养家。 　　张宏英暂时留在了老家，母亲离不开他。这段日子，是他成年后在老家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但他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一种循环。 　　在他记忆里，自2018年父亲病后，他总在回家照顾父母与北京打工之间来回折腾，有那么几年，“（事业）有点起色，家里出事儿了。去了北京，重新开始”。如此这般，反复数次，他时常感到无奈。 　　“这可能就是命吧。”他说，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推着走，由不得自己。这两年刚在饭店稳定下来，父亲又突然去世，他只好待在上高陵村照顾母亲，但他不可能一直待在村里，钱是个问题，只是他还没想清楚，母亲该怎么办。 　　闲时，张宏英就拿起父亲用过的毛笔，以水代墨，像父亲往日一样，在院子里的红砖上写字。然而，在墙上写毛笔字并不容易，写不了5个，他胳膊就酸了。转眼，那些字迹便在墙上消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